我的父亲是一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文艺工作者，一位老党员。他的一生严于律己、对党忠诚，虽不曾给我们子女立家规，但他处处言传身教，以身作则，始终要求我们保持清白做人、干净做事的优秀品德。

　　记得1980年夏天，当时父亲在陕西作协当副主席，我还是一个初中生，一天中午放学回家，父亲交给我一封信（我印象中是给《文艺报》寄的一个稿件），叫我到离家不太远的西安大差市邮局寄出。虽说不情愿，但我也没说什么，看着午饭时间没到，就拿着信件走了出去。那天中午，艳阳高照，阳光下热浪翻滚，着实让人有些无法忍受。

　　等我刚走到作协门口，传达室解师傅和我打招呼说：“你咋刚回来就出去呀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去邮局寄封信。”

　　解师傅问道：“给哪里寄？”

　　我答：“给北京《文艺报》社。”

　　师傅说：“你不要跑了，中午这么大的天气（陕西人将天气酷热称为“天气大”），人受不了，咱收发室有邮票呢，你登记一下，下午邮递员来送信，可以给你代为邮寄，而且你寄稿件呢，是公事……”

　　想想也是，我也就没多想，接过解师傅递给我的一枚8分钱的邮票，贴在信封左上角，登记完后，留下了那封信，我就回家了。

　　回到家里，父亲看我不到10分钟就回来了，便问我一句：你把信寄走了，这么快？我如实地回答在作协传达室寄信的过程。没想到，父亲听到我的叙述后，勃然大怒，呵斥我立刻将信件要回来，我当时也不知犯的什么混，立即和父亲顶撞了起来：“不就一封信么，这么热的天，传达室师傅都觉得可以代寄，你发的啥脾气……”我不管不顾地和父亲吵了起来，当时我说的什么话，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准了，我只记得当时的父亲，铁青着脸，抡起巴掌抽在我身上……顿时，我被打懵了。

　　这是我记事以来，第一次因顶撞父亲而被他如此惩罚，之前我曾有所有男孩子或多或少都有的淘气顽皮的经历，也不曾被父亲如此教训过。而这次却是这样的严厉与不容置疑！狂躁多言的我顿时闭嘴，流着眼泪到收发室，拿起放在窗台上的那封信，小心完整地撕掉那枚胶水还未干透的邮票，拿回了信件。解师傅用不解的眼光看着我，我感觉到了他眼里的疑问，只说了句“信不寄了”，就走出了大门，走向邮局……

　　这件事过去了很多年，直到我长大后，才深深理解了父亲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为什么这样做。这哪里是一枚邮票啊，这是一位老党员留给我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崇高境界。这件事深深地影响了我，如今，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，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女儿，每当自己在面临选择或遇到困惑的时候，就会想起这枚邮票的事情。我曾对女儿讲起过这件事，虽然她当时也不太理解，我相信，终究有一天她也会明白爷爷为什么这么做，并且懂得如何走好自己的人生路。（作者王晓渭，陕西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、创联部主任。其父王汶石，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任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，陕西省文联副主席，中国作协第二至四届理事，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。）